離開紐約，我們一行人到了舊金山。父親在當地朋友不少，幸好這次也有他們幫助，讓我們可以有地方落腳，就在友人家不遠處，每天也得靠他們接送出入，在公眾交通不甚發達的美國，也是一種方便。另外一些長輩也很熱情，除了晚晚飯聚，還帶我們去灣區另一頭的大宅參觀。那種封閉式社區在當年修讀都市社會學時聽過不少次，但真正觀察倒是第一次。

筆者也不是第一次到訪灣區。上一次已經是零八年，準備回澳的時候。那時是一月、舊金山的雨季，天氣十分濕冷。結果夏天再來，也是一樣。在海邊即使時七月份，仍然強風凜冽，結果得了重感冒。

只是這次再來，意義又深了一重，既是相聚之歡，也有別離之恨。筆者在澳大學習時認識的兩位社會學教授，事隔十多年，都已退休回美，定居在灣區的屋崙。難得來到灣區，當然要拜會一番。我們相約在華埠的一家餐廳見面，兩位教授和他們的夫人都來了。

既然都是社會學出身，話題自然離不開當下時局，當中包括了「反送中」運動，美澳兩地的醫療制度，還有華人社會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奇異的看法。幸好老師對於他的態度還是很清醒的，知道作為少數族裔，是不應該支持一個有種族主義色彩的人領導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的。他們也談到退休生活，拿著退休金，租住長者公寓，平常省吃儉用，除了要繳納醫療保險外，日子還是過得可以的。

送了老師到車站，要去拜訪另一位老師了。在灣區繞了一個圈，來到了帕洛奧圖。在烈日下，按照介紹人給下的地圖，終於找到了老師的所在。我低頭看著地上金屬牌寫著的名字——陳明銶教授。

陳教授是香港研究的先驅人物，他的徒子徒孫遍佈在港澳社會科學界，特別是澳門研究方面。雖然筆者非入室弟子，只是在工作有過接觸，但他對後輩十分支持，經常鼓勵筆者發表論文、研究澳門社會。去年十月前往香港參加香港政治科學學會年度研討會時，在機場猝逝。當時筆者也是要在會議上發表報告，誰知卻成了永別……雖然之後出席過在香港大學的追思會，但總是想到加州拜祭他。我在墓前祝禱、放上了白色菊花，再清理一下牌上的枯黃枝葉，才算是心願滿了。

教授生前工作的史丹福大學就在墓地附近不遠，我也帶了家人到那邊走一走。暑假的校園仍然熱鬧，相信是來參加夏令營的年輕人，還有一些內地人，不知是學生家長還是旅客？

在著名的鐘樓和禮拜堂以外，有一組雕塑，靜靜站在庭院裡。原來是法國雕塑家羅丹的《加萊義民》的複製品。雕塑雖非原裝，但收藏家願意捐贈、大學又願意把這組雕塑帶來校園，想必也是希望同學對如何走出人與人、國與國之間的掠奪仇殺，創造一個更有人性的世界有所思考吧？

（美日行之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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